那些年申城茶馆店记事(2)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小辰光茶馆店记忆 茶馆店分三六九等。 我小辰光总是跟着爹爹去茶馆店。我在《那些年,“讲故事”的故事》里提到过,星期天休息的日脚,爹爹经常会
小辰光茶馆店记忆
茶馆店分三六九等。
我小辰光总是跟着爹爹去茶馆店。我在《那些年,“讲故事”的故事》里提到过,星期天休息的日脚,爹爹经常会带我到茶馆店去,主要不是去喝茶,而是去会会老茶客,或者听听书。一桌子的瓜子、花生之类小零食,随你享用。觉得厌气了,可以在场子里跑来跑去。茶客们一边喝茶一边听书,茶客只要一扬手,在场子里穿来穿去的堂倌,就会朝侬抛来一条热毛巾,揩把脸,邪气适宜。小辰光我不喜欢吃茶,觉得那茶水吃进去,舌头上苦叽叽的,哪有吃盐汽水、酸梅汤爽口,就是白开水也要比茶叶茶好吃。除了听书,爹爹还喜欢跟老茶客们嘎讪胡。他们嘎起讪胡来可着劲了,从古巴砂糖、伊拉克蜜枣谈到美国牛奶倒进大海里,从U2型高空侦察机谈到淮海战役,从争论白宫的屋顶是方的还是圆的争到肯尼迪的老婆究竟是不是玛丽莲·梦露……话题海阔天空,几乎无所不谈。我常常抓着头皮暗想,他们肚皮里的话怎么好像永远也讲不完的?记得他们老茶客中有个老头特别喜欢读报,读的是隔夜的晚报。他一口苏州闲话,慢吞吞糯笃笃的,听得侬肚皮发痒。他的读报常常被茶客们的聊天打断,不过他毫不气馁,继续读读读,不管大家听不听,他只管读他的,蛮发噱的。
爹爹带我去的茶馆店,一般属于中档,价钿适中。上海滩最低档的茶馆店,开在老虎灶里。我家弄堂底就有这样一家茶馆店,上海人习惯上都把熟水店称作老虎灶。那辰光又没有煤气,生只炉子又要烧饭又要炒菜、煮汤,忙不过来,所以大多数老百姓都习惯拎着热水瓶到老虎灶去泡开水。老虎灶里一只大水箱,整天“噗噗噗”地滚着开水。店堂间里,摆着几张长凳,几张摇叽摇叽的方桌,那就是喝茶、聊天的地方。弄堂里有几个老头经常会聚在这里,喝喝茶,嘎嘎讪胡。老虎灶里间门口挂着一块布帘,里面还有供洗澡的地方。“三合一”的功能,侬讲这家老虎灶的老板会不会动脑筋啊?记得老茶客里有个老宁波,他每天都会去老虎灶报到,一天也不脱班。他常常带上干粮,一坐就是一整天。他是个独居老人,一个人闲在家里没事体做,就天天到老虎灶来喝茶。老板看他可怜兮兮的样子,从来不收他的茶钱。老宁波喜欢跟别人嘎讪胡,嘴里老是嘀嘀咕咕讲个不停。茶客们都喜欢跟他打庞(开玩笑),他只是“呵呵”地戆笑,从来不会生气。他看到有小囡经过,就喊住他们,给他们讲故事,讲跟日本鬼子拼刺刀的故事。开头听听还蛮着劲,天天听就没味道了。我常常绕开老虎灶,免得被老宁波喊住。那些年,不晓得有阿尔茨海默病,其实老宁波已经得了这种毛病。大家只觉得他神经有点不正常,说话背时背得(啰唆),有点像祥林嫂。后来家家户户用上了煤气灶,老虎灶的生意越来越清淡,终于有一天关掉了,再也见不到老宁波的身影了。后来听爹爹说,老虎灶关掉不到一个号头(一个月),老宁波就死掉了。我喃喃地说:“可能是因为再也没人听他讲跟日本鬼子拼刺刀的缘故……”我的心里酸叽叽的。一个人没有人听他讲话,是有生命危险的!摆在自己面前这个活生生的现实,使我突然领悟到这样一个可怕的道理。写到此地,心里依然有那种酸叽叽的感觉。
那些年,很少去高档茶馆店。有次有个远房亲戚从国外回来探亲,请我们全家去某茶楼喝茶。服务员穿的都是一式的旗袍。圆台面上,青花瓷茶具,放成梅花状。原以为茶馆店应该永远是闹哄哄的印象荡然无存,没想到这里的环境特别安静,周围人们的说话声,都是轻声轻气的。于是我也不敢“哇啦哇啦”大声说话了。我突然发现,原来环境是可以相互影响的。
“文革”开始后,上海的茶馆店关掉不少,印象中几乎不大能够找到一家像模像样的茶馆店。大家都像蚂蚁一样忙东忙西,自然没有这份闲心思,坐在昔日的茶馆店里笃悠悠地喝茶、嘎讪胡。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申城的茶馆店也开始慢慢复苏。
茶馆店升级换代
改革开放初期,南方饮食北上(饼干、饮料等),人们发现广东人在上海开的茶楼,所谓“饮早茶”“下午茶”,除了茶水,还可以点各色糕点、小菜,应有尽有。朋友请侬“饮早茶”,桌上摆满小碟、蒸笼,侬可以一直吃喝到中午。到了中午(11点钟光景)服务员会递上一份粤菜菜单。然后是下午茶,依然是“饮茶+点心”,可以延续到晚间(一般在16点30分之后),茶楼又开始供应晚餐。人们发现,这里饮茶和用餐打起了“混战”。上海的一些茶馆店也有开始涉足餐饮业的,而一些饭店也推出了“下午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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